1953年11月底的傍晚，北风吹过紫禁城角楼，树枝被刮得啪啪作响。一辆吉普车拐进中南海，从车上跳下两个人：一个是年近五旬、眼睛已有白雾的韶山农民毛泽荣；另一个是唐家圫的文九明。负责接站的警卫客气地招呼，却悄悄注意到毛泽荣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——长年劳作、又缺医少药，走路都要眯着眼。
毛泽东已经等在勤政殿西侧的小会客室。他一见人就快步迎上来，伸手紧紧攥住毛泽荣的手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宋五老弟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！”二十多年没见，两人谁也没说客套，情绪瞬间决堤。寒暄几句后，毛泽荣止不住地四下打量：天花板不高、陈设简单，墙角那把竹椅似乎还掉了半截漆。憋了半晌，他一句大实话脱口而出——“三哥，你这房子也不大呀！”一句话惹得毛泽东哈哈大笑，扯着衣袖擦了擦眼角：“够睡觉、够办公就中，你想象的龙椅金銮殿，我这儿可没有。”
这一幕后来常被警卫回忆：主席笑得前仰后合，随行秘书也压根没想到，几十年风浪里闯出来的农民，见到兄长后第一句竟是如此直白。
眼前景象让毛泽荣意识到，自己心里的疙瘩全是误会。早在两年前，他连续写信要求进京，却总被婉拒，他以为兄长嫌弃自己眼疾，不愿丢面子。直到文九明把那封亲笔信递到手中，字句里句句叮嘱“路远天冷、务必带被子、不许带礼物”，才彻底打消顾虑：“主席没有忘我。”
二人重逢的欢喜掩不住时光的苍凉。倒回到1925年，24岁的毛泽荣在韶山担任农协通讯员，替哥哥站岗放哨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被迫辗转华容、沅江，一口气改了好几个名字，最常用的是“毛冬青”。为了活命，他靠给商号搬货度日，连夜睡马棚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他才得以返回故乡。可房屋早被卖，田契全失，只好搬去杨林外祖父家寄居。那段日子，他常用一句话自嘲：“屋有三尺、心有八斗，不能施展算什么男子汉？”
1949年10月，新中国的礼炮声传到韶山，一村人奔走相告：“毛委员进北京当了大官！”毛泽荣眼眶发热，提笔给北京寄去第一封信，既是报喜也诉苦。信送达后，毛泽东托人带回皮衣料，又托秘书邮来零用钱。那些折叠整齐的旧人民币，维系着弟弟一家三口的生计。可正是这种接济，让毛泽荣越发不安——亲友们频频追问：“你咋还不去北京？”问得多了，他也觉得尴尬，才有后来的几次“执意进京”。
回到1953年那天。毛泽东安排弟弟次日上午去北京医院全面检查视力，晚上则留宿中南海招待所。中午吃饭，桌上只有青菜、腊肉、花生米和萝卜汤。毛泽荣夹起腊肉，脱口又问：“三哥，平时就这几样？”毛泽东笑着反问：“你怀疑我藏好东西？” 兄弟俩你一句我一句，氛围轻松到像回到韶山的冬夜。
医生诊断：角膜浑浊虽未恶化，但需长期点药。毛泽东当即批条子让医院免费治疗，并让机要秘书跑腿买来进口眼药水。几天后，他又叮嘱裁缝赶做棉衣棉裤及一件大衣，再塞给毛泽荣一只皮箱、一床棉被，还有旧币三百万元。酒却被推回。“我不会喝。”毛泽荣腼腆地说。毛泽东摆手：“舍不得也要拿，乡亲们能喝，正好过年。”
分别时，毛泽东把弟弟肩膀拍得咚咚响：“回乡多给我写信，既是亲情，也是调查报告。” 这句话成为日后互动的主线。1956年，毛泽荣再度上书反映庄稼歉收，信里直言“群众口粮紧张”。毛泽东看后批注：“不得不实事求是。”同年秋，他回信劝弟弟留乡，不必再跑北京，“路费紧张，心里有数即可”。这番话既有对干部特殊化的警醒，也有对弟弟身体的担忧。
1960年，三年困难时期步入最艰难关口。毛泽荣看不下去乡亲们的窘境，没打招呼就孤身坐车到北京。国庆节前后事务繁重，毛泽东抽不出空，只能由办公厅安置食宿。几天后兄弟见面，毛泽荣把韶山缺粮情形细细道来。毛泽东沉默良久，吩咐秘书立即向湖南省里发电报，同时提醒弟弟今后入京须先报备，“你是我的亲戚，更要守规矩”。
时间拨到1972年秋。毛泽东已是80岁高龄，因心肺问题常年卧床。当听说毛泽荣75岁还坚持务农，他忽然生出浓烈的思乡情。批准弟弟进京后，两位老人再次对坐，一说就到深夜。毛泽东问：“泽连可还好？乡亲有没有人在挨饿？” 毛泽荣摇头：“比1960年好多了，大家盼着你回滴水洞看看。”毛泽东轻叹：“叶落归根，总要回去。”这句承诺后来没能兑现，成为兄弟二人共同的遗憾。
1976年9月8日，毛泽东病情急转直下，苏醒时嘱托张玉凤请来李敏和李讷，提到“家乡还有两个叔叔，生活困难，要多照料”。这句话道尽牵挂，也为兄弟亲情作结。
1977年9月，中央组织湖南代表团瞻仰毛主席遗容，毛泽荣站在水晶棺前，喃喃自语：“三哥，我宋五来看你了。”旁人只见他双手颤抖，泪水滑进已经浑浊的眼角。
1986年2月9日，89岁的毛泽荣在韶山家中安然离世。邻里帮他整好衣冠，把那件1953年做的大衣披在身上。有人掀开袖口，依稀还能看到缝纫店的白布签条——“中南海裁缝所”。岁月如梭，布料已发旧，却仍能挡风御寒。那一针一线，像极了兄弟俩在风雨飘摇年代互相扶持的轨迹，简单，却足够温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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